福特主义【Fordist】
最早起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他使用“福特主义”来描述一种基于美国方式的新的工业生活模式，它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较低产品价格作为竞争手段的刚性生产模式。按照调节学派的观点，福特主义关键性的基础是从一种粗放型的资本积累战略，向一种以泰勒制劳动组织（见泰勒制）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密集型资本积累战略的过渡。
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
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经济社会学家ArnaldoBagnasco提出的，是指20世纪70年代经济快速崛起的意大利东北和中部(NBc)，以区别于意大利经济较为落后的南部地区(第二意大利)和经济较为繁荣的西北部传统工业化三角区。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面临重重危机的西北地区(第一意大利)，它具体包括翁布里亚、马尔凯、艾米利亚一罗马涅、弗留利- 威尼斯•朱利亚、威尼托、特伦蒂诺- 上阿迪杰和托斯卡纳等7个大区。随着对“第三意大利”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该概念已从“对地理空间的指代”转变为“对一种经济现象的比喻”, 称之为“第三意大利”模式。
博弈论概念【Game-Theoretic Concept】
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Game Theory）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生物学家使用博弈理论来理解和预测进化论的某些结果。博弈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基本概念中包括局中人、行动、信息、策略、收益、均衡和结果等。其中局中人、策略和收益是最基本要素。局中人、行动和结果被统称为博弈规则。博弈论[1] 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目的。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等著作就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而且算是最早的一部博弈论著作。近代对于博弈论的研究，开始于策梅洛（Zermelo），波莱尔（Borel）及冯·诺依曼（von Neumann）。
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结构并将博弈论系统地应用于经济领域，从而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和理论体系。
纳什均衡点【Nash Equilibrium】
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术语，以约翰·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命名。纳什均衡是一种策略组合，使得每个参与人的策略是对其他参与人策略的最优反应。假设有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如果某情况下无一参与者可以独自行动而增加收益（即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没有任何单独的一方愿意改变其策略的[1] ），则此策略组合被称为纳什均衡。所有局中人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Strategy Profile）。纳什均衡，从实质上说，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状态。纳什均衡达成时，并不意味着博弈双方都处于不动的状态，在顺序博弈中这个均衡是在博弈者连续的动作与反应中达成的。纳什均衡也不意味着博弈双方达到了一个整体的最优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最优策略才可以达成纳什均衡，严格劣势策略不可能成为最佳对策，而弱优势和弱劣势策略是有可能达成纳什均衡的。在一个博弈中可能有一个以上的纳什均衡，而囚徒困境中有且只有一个纳什均衡。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主流派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了空间因素，以全新的视角，把以空间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传统经济学科统一起来，构建了“新经济地理学”。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在随后的一系列论著中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新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对经济学来说是把空问概念引入经济系统；对地理学来说则是把微观经济机制引入到在地理分析中。第一，新经济地理学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为假设条件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接近于现实。第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将比较优势、外部性等问题内生化。新经济地理学通过将比较优势内生化来深化背景上的认识问题，为没有先天差异的区域之间发展差异寻求解释。第三，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某些模型过于抽象，但这些模型的建立毕竟相对于传统的区位科学模型有了很大进步和改观。
同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新经济地理学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现实相比，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显得太简单、太刻板，克鲁格曼的研究只对马歇尔外部性中的金钱资本外部性感兴趣，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有所提及，但在模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知识溢出的外部性则完全被忽略了；缺乏网络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忽视了区域在社会、文化机构及制度等方面的差异，甚至区域问产业结构的差异也被认为是次要的等
输出基础理论【Export Base】
这一理论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首先提出，用来预测区域经济的长期变化趋势，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输出基础理论。该理论后又经蒂博特(Charles M. Tiebout)、罗曼斯（Romans）以及博尔顿（Bolton）等人发展完善。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区域外生产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因而，增加区域的输出基础即区域所有的输出产业和服务，将启动一个乘数过程，其乘数值等于区域输出产业与非输出活动的收入或就业量之比。
诺思在其1995年所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用太平洋西北岸作为其实证研究的基地并得出结论：地区外部对木材、毛皮、面粉、小麦等产品需求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那里的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诸如辅助性产业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以及收入与就业波动范围等。他进一步指出，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输出产业投资的增长，也会导致对其它经济活动的投资增长。因此，按照诺思的观点，一个区域要求得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该区域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而特定区域能否成功地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又将根据它在生产和销售成本等方面对其它区域所拥有的比较利益而定。
输出基础理论解释了由输出引致的收入提高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循环过程，建立了输出基础模型，为区域增长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对区域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帮助，但存在着局限性:第一，它只单方面考虑了需求的作用，忽视了区域的供给因素即生产潜力。同时，对需求的分析也是片面的，只考虑了输出需求，没有研究区域内的需求对增长的作用。第二，输出需求本身被视为外生的，没有在模型内得到解释，而这恰恰是区域增长的决定因素。第三，它的适用范围有限，只适合解释相对较小区域的经济增长，当区域的空间范围过大时，就无能为力。
资源禀赋【Resource Endowment】
俄林早期师承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而深受启发，故他的要素禀赋说也被称为赫--俄模式。该模式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模式并列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两大基本模式。资源禀赋又称为要素禀赋，指一国拥有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的丰歉。一国要素禀赋中某种要素供给所占比例大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供给比例而价格相对低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价格，则该国的这种要素相对丰裕;反之，如果在一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中某种要素供给所占比例小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供给比例而价格相对高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价格，则该国的这种要素相对稀缺。要素禀赋学说的理论背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了解释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在20世纪早期，提出了资源禀赋学说，用来说明各国生产参与国际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成本优势原因。俄林批判地继承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他认为，李嘉图只用劳动支出这一因素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是片面的，在生产活动中，除了劳动起作用外，还有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各国产品成本的不同，必须同时考虑到各个生产要素。为此，他向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提出了挑战。他在1933年出版的《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贸易学说，标志着要素禀赋说的诞生。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又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其理论模型即H-O模型。
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
乘数效应源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收入乘数原理。其内容简述如下：以简单商品市场为例，（简单商品市场是指只考虑了商品市场而暂时不考虑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其他市场），当窖藏等于贸易余额时，供给等于需求，国民经济处于均衡状态。
乘数效应是一种宏观的经济效应，是制定宏观政策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一种宏观经济控制手段。在经济学中，乘数效应更完整地说是支出/收入乘数效应，指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它是以乘数加速度方式引起最终量的增加的一个变量。乘数效应它包括正反两个方面作用。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扩大、税收减少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扩大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扩张效应；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削减、税收增加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收缩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乘数效应是制定宏观政策要考虑的因素。而在管理中某一政策的实施是否也具有乘数效应，且这个乘数效应正是管理者所追求的。
乘数效应也是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主要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其通过产业关联和区域关联对周围地区发生示范、组织、带动作用，并通过循环和因果积累这种作用不断强化放大、不断扩大影响。乘数效应在实际应用中常见的类型有货币（政策）乘数效应、投资或公共财政支出乘数效应、税收乘数效应、预算平衡乘数效应等。
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cost disease】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于196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病的剖析》一文，提出了鲍莫尔成本病的概念。鲍莫尔认为，由于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名义工资的上升会使得服务业生产成本提高，若经济均衡发展，则劳动力将会向服务业转移，整体经济增长率将下降。也就是说，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高将不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他构建了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该模型假设制造业中劳动是中间产品，劳动起到初级作用，技术创新使得生产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并且能提升该部门产品的质量；而服务业中劳动是最终产品，劳动力投入的多少决定了该部门产品质量的好坏。他将制造业部门称为“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以恒定的速度增长；将服务业部门称为“停滞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变。1985年，鲍莫尔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将模型扩展为三部门非均衡模型，在“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之外，引入了“渐进停滞部门”的概念，该部门在初始阶段生产率快速增长，成本不断下降，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接近“停滞部门”。鲍莫尔认为，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更难以提高。政府服务、教育、表演艺术、饭店和休闲等很多服务部门都具有“停滞部门”的特征，从而存在鲍莫尔成本病。例如在表演艺术市场上，莫扎特四重奏在三百年前需要四个人演奏，三百年后依然需要四个人演奏。鲍莫尔成本病提示我们对于文化的经济价值的认识需要一个远比一种简单的市场盈利模式开阔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支撑。
兰卡斯特模型【Lancaster’s model】
兰卡斯特将消费者行为理论融入水平差异产品对产业内贸易影响的研究中，提出了兰卡斯特模型。该模型以产品属性与消费者偏好的唯一占优选择性为基础解释两国间的贸易。他认为，一种产品包含着若干个基本属性，如款式、大小、颜色等，该产品中包含的一组不同于其他产品的属性构成了产品的水平差异性。消费者将产品基本属性中的若干项视为“核心属性”，他们只选择那些具有或最接近“核心属性”组合的产品，但无法购买某一产品的多个品种并将它们“混合”起来进行消费，从而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即消费者只能购买、消费这些产品中具有某种自己最喜欢属性的品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消费者喜欢某个品种中的某些属性，也喜欢另一个品种中的另一些属性，但他不可能把两个品种都买来，只消费其中他喜欢的属性。假定对于某一差异产品，每个消费者有一个最偏好的（理想的）品种，他最愿意购买该品种的产品。消费者当然还会购买其他品种，但在价格和收入水平给定的情况下，他买得最少的是离他理想品种最远的其他品种。这一理论延伸到两国贸易，假定世界由两个在所有方面都完全一样的对称国家组成，两国都生产某一差异产品。在封闭条件下，受规模经济的制约，两国的生产者都不可能提供无限数量的差异产品，那么某些消费者就可能买不到他们认为具有或接近“核心属性”组合的产品品种。如果每个国家生产该差异产品一半的品种，每个厂商都将产出的一半在国内市场销售，另一半进行出口。那么每个国家就有一半的消费者选择另一个国家生产的品种，一半消费者选择本国的品种，产业内贸易由此产生，也就是说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核心属性”的追求会导致水平产业内贸易的产生。开展贸易后两国生产的差异产品的数目会比封闭条件下多，这是因为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差异产品生产的整合，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半厂商撤离市场，而以相同的价格，留下的那些厂商的产出（销售量）就能比封闭条件下成倍增加。产出的增加会降低平均成本，进而降低商品的价格，消费者剩余就会增加。
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
阿罗-德布鲁模型作为有关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数学证明，则恰好可以看作这一理论的延伸与完善。它是1954年由两位数学家阿罗（Kenneth Arrow）与德布鲁（Gerard Debreu）联合给出的。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看，阿罗—德布鲁模型是数理经济学发展的一座顶峰。它阐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两个最古老和最重要的问题，即市场体系的活力和效率，并通过严密推导证明了一般均衡在市场中的存在与运行规律，从而使微观经济学体系得以完善。阿罗—德布鲁模型的最大成功之处是明晰地设定出了一系列公式组成的严密的假定条件。如果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则断定必然存在一个适当被选择的价格体系，它将如同看不见的手一样，去指导形形色色的独立的行为者作出相互协调的选择。这也是艺术品估值在经济学维度上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