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3年那次以北京为主战场的SARS疫情后，北京文化产业实现了连续15年的高速度增长。那么，这次新冠疫情会让北京文化产业将何去何从呢？如何研判本次疫情对于北京市文化产业长期发展的影响？基于疫情政府出台的应对性政策是对症下药强身健体还是可能火上浇油扭曲市场？
我们认为，针对本次疫情，若北京能以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圭臬，精准施策，增强比较优势并能进一步借势补强短板，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一定会继续引领新一轮的全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由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编制、文投大数据公司提供数据支撑、新华网发布的“2019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显示，北京市总分为全国第一，尤其是投入水平高居榜首。高质量发展指数有投入水平和产出质量两个一级指标，投入水平包括主体结构、人才供给、资本规模和资源环境四个二级指标，产出质量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创新效益和溢出效益四个二级指标。北京在“投入水平”的主体结构、资本规模和资源环境三项为全国第一，人才供给也居全国前三；“产出质量”的创新效益一项为全国第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处于全国前列，而溢出效益得分相对较低。
2月19号北京市委宣传部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播电视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等16个部门及各区有关单位研究制定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文化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28条措施”），以市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名义印发。这是北京首次在“一级响应”期间对文化企业做出的专项政策安排，也是在新冠疫情中全国首都第一时间针对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作出的系统性应对。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总体上政策是积极有效的，但也还需要更精准的合理实施，也还有待在补短板上再下功夫。
“28条措施”的推出充分展示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将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长期推进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体现了北京市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坚强的供给侧能力和优秀的投入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28条措施”不仅在解危纾困，也是在化危为机。
新冠疫情对于文化产业的负面影响主要为市场实践和社会认知两个层面。主要的一方面是在市场实践方面，文化产业类的线下生产与消费戛然而止，“28条措施”发布时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很多文化企业受疫情影响陷入了经营困境，据调查近四成受访文化企业初步估计经济损失超百万元，超四成受访企业预估本年度收入将同比下降50%以上。另外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产业发展影响是社会认知层面，在本次疫情过程中被广泛贬斥的诸如泛娱乐化、明星高收入等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不合理现象，可能会被归咎于文化产业，甚至将文化产业与高科技产业、医疗产业等对立起来的社会情绪，认为科技强国而文化无用，韩国电影《寄生虫》在奥斯卡的突出表现对比下也让国人感觉中国电影的无所作为。
其实，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命题所要应对和改善的文化产业高增长症候的正是上述两个层面问题，即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在经济效应层面，过去十五年中国文化产业高速增长主要体现为文化体制改革红利、存量人口红利、比较生产优势以及地产溢出效益，在文化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益、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确乏善可陈，因此在存量红利相对消退的时候，文化产业的总体增速快速下降，从2015年前的年均20%左右的增幅沉落到近些年大致10%的增长，文化企业的经营困难并非完全由疫情导致，文化资本退潮的寒冬说也由来已久。文化产业的社会效应问题从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就是一个老话题了，泛娱乐化一直是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所要应对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十年来限娱禁娱的政策层出，最近尤其针对明星高薪酬问题出台刚性限制规定，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也以中央的顶层文件形式确定了下来。但是，这一系列政策努力似乎并未消除社会舆论对于文化产业社会效应的质疑，在疫情中科研与医务工作领域的紧迫与崇高反衬了娱乐领域的社会效应缺陷。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改善文化产业的增长模式，从资源依赖到创新发展，从单一收益到综合效益，从封闭市场到开放竞争；还有从根本处优化社会效应，让主流价值成为大众刚需，使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互促，为创意阶层的广泛发展创造环境，让创新而不是眼球成就时代的灵晕（AURU）。
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视野来审视北京市的“28条举措”，本文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在保障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方面竭尽所能，体现了高水准的公共供给能力。
在如此深广的疫情灾难中，“活着”是最紧迫的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保障就业同样意义长远。“28条举措”的主旨就是以公共财政以及其他政府资源之力护卫全市的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能在平安度过危难生存下去。这些举措要落实据统计需要15亿的财政资金保障，即便是在财政资金极为紧缺的档口，北京市能及时担当政府责任，功在当下，利开长远。可贵的还在于细微处落实保障就业，比如第九条提出“对承租市属国有文化企业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小微企业，按照政府要求坚持营业或依照防疫规定关闭停业且不裁员、少裁员的，免收2月份房租”。
第二，在促进文化精品内容创作生产方面精确定位，体现全国文化中心的自觉担当。
从“2019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分析来看，北京市能够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文化引领作用，在“党委政府举办的国家级文艺评奖获奖作品数量”和“文化企业获得作品著作权数量”方面全国领先。“28条措施”列出了“保障精品内容创作生产”的专门板块，明确重点选题，保障对优秀舞台剧、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出版物以及网络视听作品等开设绿色通道，确保重点创作项目不停工、不流产、不降标，优质选题优先扶持。在突出文化产业社会效益方面有思路有力度。
第三，在加强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方面业态先进，凸显了高质量发展的前瞻视野。
从文化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部分发展起来那一天，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就是这个产业的典型特征，工业技术带领新闻出版的产业革命，信息技术推动影视多媒体产业的兴盛，互联网技术创造了数字创意产业的大繁荣。我国文化产业的正式起步是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开始的，优渥的国情红利极大地释放并激发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的总体科技内涵尚有待市场催生。疫情期的文化消费市场成为文化科技的催生显要力量，“28条措施”在这方面浓墨重彩，对于北京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发展具有战略方向引导作用。
第四，在发挥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切实可行，有利于构建文化金融合作的长效机制。
受资本寒冬和日益规范的文化市场监管影响，近年来文化产业领域投融资整体出现明显降温，但从“2019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资本规模”相关分级指标来看，北京市文化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仍相对突出，全市文化企业吸纳资本规模领跑全国。北京的文化金融相关政策体系建设已经比较完善，是首批国家文化金融合作示范区的创建城市，“28条措施”列出的六条金融服务支持措施，既有“投贷奖”这样的成熟机制，也有“再贴现专项产品”的新工具，更有对于信贷、担保等重点金融部门的明确要求。疫情考验了政策的精准度，也考验着文化金融合作的长效性。金融助力产业复兴，产业回报金融长青。
第五，在提升文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能力方面政策还相对稀缺，有待完善对于旗舰型文化企业的支持机制。
对比指数总分排名前5的北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五大文化产业强省来看，北京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数量比重”、“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资产规模”三个指标均表现一般，其中“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规模”指标在五大省市中得分最低，“文化企业户均产出”指标北京市文化产业单位价值创造能力相较其他4个省市呈现出明显劣势。疫情表明，大企业的生存能力更强，业态多元，市场广阔，在对抗行业风险或局部市场风险方面的整体自我调适空间更大。
以电影为例，缺乏更广泛的国际市场支持是我国电影行业在此次疫情中几乎归零的重要因素。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也是国际交往中心，但是文化产业“溢出效益”指标得分相对很低，亟待加大力度建构高质量文化和旅游贸易格局。这就需要优先培育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市场覆盖能力的旗舰型文化企业。特殊时期是对中小微企业的极限考验，但很可能是优势大企业实现重大突破的战略机遇期。着眼长远大局，我们的产业政策当然不应当忽略这样的领航者。
